而父亲也没逼我，只是把满满一杯烧酒，硬生生灌进嘴里，然后用力耸动着喉咙说：“二胖的脑袋缝了四针，咱家赔了2000块钱，这事儿算是平了，你也不用躲着不敢回家了。”

2000块钱？！在那个年代，父亲忙碌三年都挣不到这个数！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，可又不愿承认自己有错，只得涨红着脸辩解：“二胖骂我有爹生没娘养，骂我是女憨子生的！”

“儿啊，人生下来就分三六九等，咱家在村里，连九等都算不上！这是命，你得学会认命！你不小了，都11岁了，该懂事了。”说完，父亲头也不会地就回了屋，我则绝望地流下了眼泪。

赔完二胖的医药费，我们家的家底也被掏空了；儿时最深刻的记忆，就是我家连吃了三个多月的清水煮萝卜；当时把我靠得面黄肌瘦，眼睛都绿了，而且还总在课堂上放屁，熏得老师没法讲课，只得让我在教室门口罚站，成了全班人的笑柄。

再后来就是交学费，几十元的学杂费，父亲硬是凑不出来！班主任每次上完课，都会把我拉到操场上，软硬兼施地问我什么时候能把钱交上。

11岁的年纪已经有了自尊，很多女同学路过，我都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后来是何叔的女儿何冰，把这事儿告诉了家里，何叔当晚就拿着100元钱，放到了我家的桌子上。

我真的很感激何叔的仗义，当年要是没这100块钱，我极有可能会重走父亲的老路，在村里苟活一生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

因为“二胖事件”，我再也不敢跟别人打架了；别人骂我，我就装听不见，别人欺负我，我就想尽办法躲着；我成了同学眼中的“怂包”，任谁都能骂我两句，踹我两脚。

但只有我自己清楚，我骨子里的野性并没有变，只是我不想再给艰难的父亲惹麻烦了；所以我把那股子野性，全都用在了学习上，我想通过读书，来与命运抗争！

时间转眼到了高三，当时我的成绩在全校排第三；但在我们那个教育资源贫瘠的县城里，即便你是全校第一，也未必能考入重点大学。

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、继续“野”！因为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我必须改变命运，我不能再饱受冷眼、遭人欺压了，这些年我受够了！

每至深夜宿舍熄灯，我就抱着一堆卷子，在厕所里蹲坑；厕所的灯是声控的，亮一分钟就灭；所以每隔一分钟，我就咳嗽一声，靠着忽明忽暗的光亮，那年我偷偷做了一百多套黄冈试题！

与此同时，父亲听说搞养殖能赚钱，便借钱举债在村里搞起了鱼塘；本以为一切都会变好，将来我到大学念书，父亲的鱼塘能赚得盆满钵丰，我们家也算出人头地了；可就在高考前夕，家里却出了事。

父亲没什么文化，对养殖也是一知半解，那场暴风雨过后，鱼苗全死了；我永远都忘不了高考前的那个黄昏，淅淅沥沥的小雨下，父亲孤独地蹲在鱼塘边上，以泪洗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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