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以，你觉得老师这样的处理是妥当的吗？在学生不打算公开自己抑郁症的情况下，单独跟她关系比较好的个别同学说明，看看能不能提供帮助和照顾？”

“首先，在这件事情上，谁都不知道老师来找我前，有没有问过花的意见，有没有家长表达过意见。而且，我其实比老师更早知道花抑郁的消息，她从医院回来第一时间就跟我分享了，就算老师不单独找我，我对她也会有一些照顾。但这和老师跟我说了之后，多少还是有区别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多了层被期待吧，内核不够稳就受到了影响。我不擅长照顾自己和拒绝他人，所以拒绝基本是在阴影的庇佑下进行的，换句话说，是混在人群中，使用不做回应作为回应手段来保护自己。但是‘一对一交流’的针对性太强了，它虽然照顾到患者隐私，却是对另一个不擅自我保护者的酷刑。聚光灯使得我需要考虑的不再只是两人间的关系，而是有他人观看的舞台。就像你不想帮忙的时候，别人特地喊出你的名字，表明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、大家又都很看好你，帮帮忙的事情、为什么不帮呢？为什么不帮呢，拿个喇叭喊我也有病吗？”

邵鸢逐渐习惯了苏沐这种自我嘲讽，没有理会：“那你认为妥当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“学生患有抑郁和其他人是否帮忙，都只是私事。传道授业解惑，先师长的身份，再考虑个人立场；但面对抑郁者，只能先做好个人，再考虑身份立场。

“做好个人，是脱下‘老师’这层社会身份，作为个体同抑郁者交流，询问对方需要什么帮助，自己能够提供的是否能帮上忙。比如问一问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’根据回答，提供需要的帮助，或是，‘你需要我帮忙跟谁说一下你的情况吗？是否需要在班上说明，是否需要帮忙转达个别同学、任课老师等。’根据回答，确认需求后再做安排。做多了，反而有越界之嫌。

“老师提议其他学生帮助抑郁症同学，本质上，已经超出个人范围。如果‘身份’提议要搀扶倒地的老奶奶，必须同时教导学生如何量力而行。自我保护的教育不跟进，对三观尚未成熟的学生来说是危险的。所以，以‘身份’干预‘关系’，系统的讨论是必须的。”

“那一对一？”

“不论形式，系统辩证地交流和讨论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赞成。”邵鸢岔开话题感慨道，“苏沐，分析的你和诉说的你像两个人……”

“理性和感性、思想和行动的差别吧。”

“你用感性考的试吗，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可能，是为了遇见你吧。”苏沐浅浅一笑，停下来喝两口茶水。

“你又开玩笑。说真的，你考前状态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吧。过去的事，无法改变，只能接受和理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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